据报道，1977年，涂序新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少年时代到青年时代，他一直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高中毕业保送进入清华大学水利系，“9-11”之前顺利拿到签证，全奖学金就读于美国西北大学土木工程系，6年后拿到博士学位，留校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两年。涂博士跳楼前，留下了6页遗书，遗书里，他没有责怪任何人。不知何故，他留下了这样一段话：“在此时刻，我认为当初的决定下得是草率的，事后的发展完全没有预计，感谢一些朋友事前的忠告。国内学术圈的现实：残酷、无信、无情。虽然因我的自以为是而忽视。”
对于涂博士的自杀，建工学院党政办公室科长金卫勇告诉记者，涂博士出事后，他们专门查看了学院和他来往的E-mail，都是“教职”字样，没有出现“副教授”。人事处副处长朱晓芸介绍，“教职”的意思是，涂博士在海外有两年的博士后研究经历，按惯例一进校就至少是讲师。至于能否拿到副教授职称，则要看9月的评定。而涂博士“因病坠楼”正好发生在9月职称评定期间，距离他填写申报信息不到6天。舆论普遍猜测，他的死是否和提前知道了评选结果有关，是否有人提前找他谈过话。但学校有关方面否认了两者之间可能存在联系。网友们纷纷猜测是抑郁症，那么抑郁症究竟离我们有多远？
抑郁症，在最近这段时间，几乎成了悲剧的代名词。
上周一，温州一个出生才11天的女婴被摔死，凶手是她患有产后抑郁的母亲；一天之后的3月24日，德国之翼航班失事，事后调查发现患有抑郁症的副驾驶故意降低飞行高度撞山……
杭州市七医院刚过去的3月份门诊，接诊抑郁症患者1184人，比2月份的886人增加了近300人。“据最近一次流行病学调查，浙江省抑郁症患病率为8%，并且还处于一个不断增长的趋势。”情感障碍科主任谭忠林博士说。
世界卫生组织2012年表示，全球有超过3.5亿人患有抑郁症，约为总人口5%。浙江省2004年曾以省内1万多名15岁以上的人为样本，调查结论是浙江省抑郁月患病率为5%。
春天，正是一年中抑郁症高发的时候。大多数人知道这个疾病，只是因为某些个别事件，但抑郁症患者及家属，却时时刻刻被疾病折磨。究竟抑郁症对当事人有多大影响？给家属的生活又带来了什么？这两天，本报记者走近一位抑郁症患者和她的家庭，听她们倾诉抑郁症如何改变了一个人和一个家。
乖巧女孩为何变得任性自私
“小芳，学校的文学社在纳新，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试一下？晚上报告厅有十佳歌手比赛，跟我们一起去听听吧？”室友们的提议正好都是小芳所好，她梳理着又粗又黑的马尾辫连连点头答应……
此时，耳边突然传来一阵熟悉的声音：“宝贝，醒醒，醒醒……”小芳很不情愿地睁开眼睛，是妈妈来了，而刚才约好要一起去文学社的室友们突然都不见了，同样穿着条纹病服的病友冲着她微笑。原来美丽的大学校园、亲切的室友都只是一场美梦而已。
小芳(化名)，今年20岁，因患抑郁症目前正在杭州市七医院接受治疗。
“我刚才去问过医生了，他说你的病正在慢慢好起来，再继续配合治疗，应该很快就能出院。”妈妈在小芳床头坐下。小芳没有搭理，在为美梦被强行打断的事生着气。
20岁，这本该是一个朝气蓬勃、激情四射的年纪，刚刚进入大学的新生们在学长学姐的带领下，活跃在大学校园里的各式活动中，如果没有得抑郁症，梦中的一切都应该是小芳现在的生活轨迹。
然而，生活没有如果。17岁那年，小芳读高一时，抑郁症悄悄找上门。她先是失眠，连续好几个晚上睡不着，白天学习大受影响，成绩直线下滑，这对于一向优秀的小芳来说，简直就是一种耻辱。然而，她越想改变这一切，问题反而变得越严重，最后，她终于崩溃了。上医院检查，诊断为抑郁症。从此，这个家庭的生活就被噩梦笼罩。
休学的一年多时间里，小芳接受住院治疗。出院后，她以为自己的病已经彻底好了，就向学校申请复学。“我拿着出院证明和申请去学校办手续，经办的老师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还让我们写保证书，万一我以后在学校发生了意外学校不予负责。”小芳说，她当时就暗暗告诉自己，一定要考个优异的成绩证明给他们看。
可小姑娘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抑郁症只是在药物作用下暂时潜伏着而已，一等她疲劳、着急的时候，就立马出来控制她。“我这个女儿从小就很省心，小学一年级时就一个人上学和放学，没想到高中了反倒得接送，经常是去了学校没两天就打电话来说头晕了、头痛了，我就得赶紧去接回来。”小芳妈妈叹了口气。
一次次的尝试都残酷地告诉他们，小芳已经不再适合学校里竞争激烈的学习环境，因为这会刺激她的毛病发作和加重。
在小芳生病期间，姐姐结婚了，很快还有了宝宝，全家人都对小宝宝疼爱有加，尤其是妈妈得花很多时间照顾。可是，小芳不高兴了。“谁都不能抢走妈妈的爱，就算是可爱的小外甥也不可以。”想着想着，她就开始了报复行动。
“当家里只有我跟小外甥两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欺负他，不给他吃的，打他屁股，故意把他弄哭。”小芳说着，双手在裤腿上用力摩擦。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自己当初的举止是那么可笑那么可恨，可在当时她就是控制不了自己。
她曾多次想用死，来解脱自己和家人
小芳性格的转变还只是抑郁症的一小部分影响而已，全家人最担惊受怕的就是，她随时可能做出一些伤害自己的傻事。
一位资深精神科医生曾告诉我：“对于一些抑郁症患者来说，每天早晨睁开眼睛就面对一个新的选择，就是选择‘死亡’还是‘活着’，自杀是他们脑海中时常萦绕着的一个念头。”
患上抑郁症的近三年时间里，小芳自杀过三次，她说这是解脱自己和家人最好的方式，一了百了。
第一次自杀，发生在她辍学在家后不久，她每天把自己闷在家里，与手机和电脑为伴。一天，手机上跳出一条短信，说她在某综艺节目中中奖了，奖金有95000元，让她先汇税款过去。她相信了，想想家里給她看病花了10多万，这笔奖金正好可以补上，于是就把妈妈为她存的15000元全打给了骗子。
15000元，对于这个贫困的家庭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小芳妈妈一天打两份工，一个月的总收入也就2000多元，骗子一下子骗走她半年的工资，痛心的妈妈忍不住埋怨了她几句。小芳既自责又伤心，悄悄走进房间，把自己关在里面。她注意到了床头柜上的几瓶药，其中一瓶是刚配来不久的安眠药，脑子里突然闪现出一个可怕的想法：“只要我把这些都吃了，一切就都结束了，妈妈再也不用为我担心了。”小芳只记得自己躺在床上昏昏沉沉睡去，等几天后醒来，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
“经历过第一次自杀后，我的性格就变得更加畸形，全家人必须以我为中心，要是有人不顺着我就会发脾气。”小芳说。
第二次自杀，就因为她挑食不肯好好吃饭，妈妈和姐姐说了她几句，她一气之下就跑去跳了江，所幸有好心人将她救起。
出院以后，小芳的身体每况愈下，整天昏昏沉沉，双腿没有力气，除了吃饭和上厕所外，其他时间都不离开被窝，她又想到了用死亡来结束一切。“我想过跳楼，但当我爬上楼顶的时候，想到万一又没死成，变成半身不遂的话，反倒成为妈妈更大的负担，结果就把腿给收回来了。”小芳说。
她还想过割腕、喝洗发水、吞重金属……最后选择了喝老鼠药。“我就买了两瓶老鼠药，把老鼠药倒进可乐里一口气喝光。”小芳以为自己这次可以成功了，没想到妈妈半路折回来又把她给救了。
“自从她生了这个病后，我们全家人都生活得小心翼翼，什么事情都得依着她，跟她说话也得特别小心，她一不高兴就会胡思乱想。我现在是出去工作一有空就要回家看看，就怕她做傻事。”小芳妈妈说着，开始抽泣起来，“这个病真的太折磨人！”
抑郁症患者回归社会 这个难题如何破解
过完春节，原本一直在老家就诊的小芳，被家人送到杭州市七医院接受正规治疗，妈妈每个周末坐长途车来看她。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小芳每天吃饭、睡觉都很有规律，手机不玩了，人也变得通情达理了。医生说，如果没什么特殊情况，再观察两个星期小芳就能出院了。
“我感觉她现在的状况是要比以前好多了，她说以后为了我会好好活着。”说到这里，小芳妈妈脸上露出一丝难得的轻松。
不过，很快她又变得满面愁容。小芳妈妈说，她觉得小芳这病越闲下来越容易胡乱想，所以在辍学之后，她曾鼓励女儿出去工作。
小芳去饰品店应聘售货员，老板告诉她一个发箍的最低价是10元，当顾客询价的时候，她就老老实实以10元的价格卖了，可老板却卖了25元。可想而知，老板当场就让她回家了。之后的多次应聘经历，都以类似结局收场。
她做过最长的一份工作，是在家附近的一家小饭店做收银员，最后做了不到半年时间，老板也把她给回掉了。
“我现在53岁，还能出去赚点钱照顾她。可我一天天老去，总有一天会做不动的，如果这个病还不好，她以后该怎么办呢？”母亲总是会帮孩子考虑得很远。
采访结束，我的思绪仍然沉浸在这对母女的痛苦生活中，脑子里浮现出美国艺评家安德鲁·所罗门在他的著作《走出忧郁》中写到的几句话：
“忧郁症并不仅仅等同于一大堆痛苦，但太多的痛苦沉积在内心中，忧郁症就容易发作。”
“要重建自我，需要爱、洞察力、努力，还有最重要的——时间，那是治愈一切顽疾的良药。”
“在忧郁中成长的人，可以从痛苦经验中培养精神世界的深度，这就是潘多拉盒子底下那带着翅膀的东西”……
这是位忧郁症患者在历经数次崩溃并努力探索解决之道后的深刻体会，特别送给小芳及跟她一样患抑郁症的人，请把疾病当作你生命中一次特殊的历练；请相信，只要心存希望和爱，你们一定可以走出来。
